在广袤无垠、陈迹四布的陕北高原上，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植物。这种植物从撒种到收割不足百天，就会产出皮薄粒大的果实。因为生长期短，容易收获，因而就成了饥荒年月庄稼人的最后凭依。它有一个朴素的名字，叫荞麦。
　　荞麦在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都可生长，但陕北地处高寒，日照充分，所产荞麦面坚粉多，籽粒饱满。你如果选择在盛夏进入陕北高原的腹地，你可以在每一座山梁上，看到一望无际的荞麦花，时而平铺直叙，时而起伏高耸，直把这粉红世界伸展到数十公里远的地方。荞麦收割后，勤劳的庄稼人把麦杆储藏起来喂牲口，籽粒拉成“生子”以备饥荒年月时应急。
　　有一首著名的陕北民歌《卖娃娃》，讲的就是民国十七年，陕北发生严重旱灾的故事：抒情主人公先是把高粱面刷成糊糊，三天上喝两顿；喝完后，又推了二斗秕荞麦，没推下二升面，最后只好骨肉分离，谁要就卖给谁。可见在古老的陕北，人们是把荞麦作为最后一道“保险”来启用的，一旦这道“保险”失灵，卖儿卖女的惨剧就不可避免了。
　　因而，陕北人的内心对荞麦普遍怀有一种近乎宗教般的感恩心态。一个典型的陕北人是枕着荞麦而来，又枕着荞麦而去的。人们把忘记荞麦的人当作忘恩负义的“典型”来教育一代一代的陕北人。其中流传最广，最为人们熟知的是古时候一个“大款”认不得荞麦的故事：
　　说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个陕北的后生因家贫外出谋生，多年后发了大财，穿金戴银，坐轿还乡，见一老农在地头锄草，下轿问道：“老汉，老汉，红杆绿叶啥东西?”老农抬头一看，问话的却是自己多年不见的儿子，十分生气，抡起锄头大骂：“你个龟孙子!连荞麦都认不得了，还回来干啥?”儿子吓得面如土色，赶紧跪地求饶。在这个故事里，荞麦作为粮食的象征被赋予一种道德的内涵：忘记了荞麦就等于忘记了土地，忘记了土地就等于忘记了做人的根本，而一个忘记根本的人是不值得信赖的。
　　民歌里有好多词句都在歌咏陕北人和荞麦的这种生死相依的关系：
　　荞麦拉成个细生生，我就爱听妹妹的亲声声；
　　荞麦开花粉彤彤，今天正是咱俩的好空空；
　　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棱，妹妹虽好是人家的人；
　　陕北人就这样吃着、唱着、生活着。一代过去，一代又来，地却永远不满；风往南刮，又往北转，荞麦却永远种不完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个来自陕北吴堡的女子，走出国门，看到日本人用荞麦宴宾，回国后创办了一个“荞麦园”，人们才知道，荞麦不光是用来应付天灾、救急备荒的最后材料，而且是富含多种营养元素，并可预防脑血管、心血管等多种疾病的天然保健食品。
　　说起薛莹巧创办“荞麦园”还真有点传奇色彩。1997年，她远赴日本东京留学。日本朋友招待她在日语叫“梭巴丫”的地方用餐。席间，主人端上来一些造型各异的面点，一尝，竟是她打小就熟悉的“荞麦”，就好奇地问主人：“日本也产荞麦?”主人回答：“是从中国进口的。”又问：“是从中国什么地方?”主人回答：“中国有一个地方叫陕北，盛产这东西。”一句不经意的回答，却使这个从小就生长在陕北的中国女子震惊不已。这顿神启一样的午餐也就成了日后创办“荞麦园”的最早契机。这以后，她像着了魔一样地在日本查阅了许多关于荞麦的资料。发现荞麦里含有镁、淀粉、维生素P、不饱和脂肪酸等多种营养元素，长期食用可降血压、降血脂，预防胃肠癌、直肠癌等多种现代疾病。因而，日本政府才郑重向国民推荐每周吃一餐荞麦食品。
　　中国人是非常讲究吃的。民间有谚语：“民以食为天”，“天”是什么?“天”就是西方人的“上帝”，但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，吃已经开始变得困难了。这个“困难”不是难在没有吃的，而是没有安全的东西可吃。因而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寻求天然的绿色食品，吃五谷杂粮反而成了一种时尚。
　　西安美院旁边的“荞麦园”恰好迎合了这种时尚，它为国人们的饮食消费带来了一种新的健康理念，所以一经创办，就火爆异常。她是陕北人，荞麦自然取自陕北。为了保证所用荞麦的纯天然和无污染，她在陕北定边专门开辟了几十亩专业化的养麦生产基地。
　　在做好特色饮食的基础上，为了能使消费者全方位地领略陕北地道的民间艺术，荞麦园又引进了陕北民歌和即将在陕北消失的古老说唱艺术。陕北民歌、陕北说书加上琳琅满目的剪纸、绘画、名人书法，使得店内的文化气氛十分浓郁。
　　除了注重陕北本土文化的展示和弘扬外，荞麦园十分注重这种文化的现代性转换与融合，各种大型的书画展览、文学笔会、艺术沙龙、学术研讨经常性地在这里举行。
　　有人说，如今荞麦园的生意做大了，这显示了荞麦园的社会影响力，但作为这种影响力的幕后推动者，她始终存着一种淡然的心态。
　　有人说，市场经济的伟大在于，它并不以明确的“利他主义”为目标，但却实实在在地使他人受益。荞麦园的创立者——那位被人请在日本“梭巴丫”的中国留学生——并不会想到日后的发展会给陕北文化和边缘经济带来益处，但市场秩序的扩展为周边领域和人群带来的益处，又不是任何一个有明确救世目标的道德家和慈善家所能做到的。
　　这就是荞麦园给我们的启示。